杨学林：刑辩律师的互联网加和减

    作者：杨学林

    在互联网加时代，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拒绝互联网的魅力，也无法逃脱互联网的魔力。好的很还是坏得很，是争论不出结果的。比如开网店的说它好的很，百货大楼说它坏得很；专车司机说它好的很，出租车司机说它坏得很；死磕律师说它好的很，小河法院说它坏得很。

    公权力对于现实生活的干预从来是迫不及待的。不出所料，小河案二审还未终结，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“刑诉法司法解释”，其在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三项中规定：“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、录像、摄影，或者通过发送邮件、博客、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”。有人说这是“小河条款”。

    我们无法探究立法者的思想根源，不能确定这个条款是不是为小河案量身定做。但小河案的审理发生在2012年中期，辩护律师在对案件审理信息的发布手段上，已将微博自媒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使得一直喜欢暗箱操办案件的司法部门既措手不及，又恼羞成怒。联系到该案审理期间最高公检法司律协均派人在场督办，由此导致2012年年底由最高法院出台对律师的限制措施，应该说不是巧合。

    就在该司法解释开始施行的2013年，北京发生了李天一案。众所周知，这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案件，许多信息被赤裸裸地公之于众。手段，当然是互联网微博。而干这事的，不是小河案的死磕律师，而是其他从未被维稳部门关注和警惕的同行。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之娴熟，对上网公布内容的选择之大胆，令死磕律师面红耳赤，心惊肉跳。

    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：在势不可挡的互联网加时代，刑辩律师如何把控网络自媒体的尺度，什么可干，什么不可干？也就是说，既要做好互联网的加法这道题，又要做好互联网的减法这道题，否则在互联网的考卷面前就会不及格。

    在小河案审理期间，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劝告：你们律师的战场在法庭，不要整天在网上炒作。依我看，“律师的战场在法庭”这句话是对的，因为符合普世价值；而“律师的战场既在法庭也在网络”，这句话也是对的，因为符合中国特色。不知何时，出现了这样一种理中客观点：当公权力肆意违法时，他们就以中国特色来掩饰；当私权利试图采取救济措施来抵抗违法时，他们就以普世价值来要求。总之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似乎成了宇宙真理。长期以来，许多善良的法律人陷入这个古怪的泥淖，无法自拔。

    刘汉案庭审休庭后，辩护律师张青松眼瞅着三万字的辩护词犯了愁。北京律协为了模范贯彻最高院的司法解释，搞了个第9号《规范执业指引》，要求律师在案件判决生效前不能公布包括辩护词在内的案件材料。可是就在张青松犯愁的同时，人家控方湖北省检察院却果断地发表了文章《正义指控——刘汉刘维特大涉黑犯罪集团案公诉纪实》。你说张青松郁闷不郁闷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嘛。

    如果按照善意的理解，不论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还是北京律协的“指引”，其出发点是不错的，即不能让舆论影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。但我们可以统计一下，这些年发生的冤假错案，哪一件是因为舆论的影响而造成的呢？我们还可以统计一下，这些年纠正的冤假错案，又有哪一件不是在舆论的监督下才成功的？前个时期最高法的微博说“聂树斌案，要舆论监督，不要舆论审判”，闹了大笑话。我也写文章《聂树斌案 何来舆论审判》进行了批驳。

    互联网，确实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。不论是李庄案，还是北海案，还是小河案，在律师利用网络发布真相之前，官方媒体发布的通稿内容大部分是不属实的，甚至于基本就是造谣。大家一定不会忘记中青报的那篇污蔑中国律师的文章。要不是陈有西律师以《法治沉沦，中青报奇文批判》予以回击，以及杨金柱、伍雷等律师以博客、微博为武器，对重庆薄王当局的所谓打黑进行无情地揭露，真相不会很快大白于天下，也难有后来的李庄案二季的控方撤诉。

    因此，在权贵对司法的干扰远大于舆论对司法的影响的情况下，在媒体工具完全被公权力掌控的情况下，应当允许刑辩律师利用网络自媒体披露案情表达意见。

    我在《论死磕派律师》一文中提到了死磕式辩护的方式，即“法条较真、网络揭露、举报控告、行为艺术”，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网络揭露。没有了网络揭露，另外三种方式将会大打折扣，甚至于自废武功。“阳光下的罪恶可能会有所收敛”，现阶段下的网络揭露必不可少。仅举北海案为例。杨在新等四律师被抓后，北海方面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又是发布通稿统一口径，还宣布要将此案办成铁案。因此，案件从侦查阶段开始，一直到审查起诉、法院立案，都是按照前面的路子顺利进行的。要不是辩护律师们利用网络自媒体及时发布案件信息，揭露办案机关的违法和造假，同时将辩护工作的精细发挥到极致，则此案的五位被告人均会被判重刑，甚至可能有死刑；三位证人也会被追究伪证罪；而杨在新等四位原辩护律师，则会被定罪判刑。正是经过律师们的死磕，此案的结果是五位被告人不构成指控的“故意伤害罪”，而其他涉案人员均未被指控犯罪。

    此为互联网加。

    互联网既然是一种通讯和传播工具，其作用当然是以操控者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这里还是要重提李天一案。据了解，个别公布个人隐私材料的律师受到了律协的处分。不能否认，有的同行不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，而是纯粹为了自我炒作。炒作并不是罪恶。我曾经说过不要怕人家说你炒作，为了揭露公权力的违法行为，从而不使当事人的利益加剧受损，该炒作时要坚决炒作。但炒作要有底线，要有策略。

    总起来说，刑辩律师利用互联网，需要注意如下几点：

    一是不能泄密，包括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；二是不能透露个人隐私，包括自己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的隐私，也包括其所了解到的其他人的个人隐私；三是不能侮辱、诽谤他人；四是不能贬损同行；五是不能激怒对手（技术性的激怒除外）；六是不能暴露自己的策略（技术性披露除外）；七是不能进行虚假宣传（正常推广和营销除外）。

    此为互联网减。

    总之，与任何一个行业和群体一样，在20 多万中国律师中，面对花枝招展的互联网，把控不住自我的律师还是有的。但以此个别现象，来整体否定律师的利用网络自媒体行为，以至于从根本上禁止律师披露案情表达观点，是不正确的。其结果，只会导致公权力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，以及更加无视刑诉法和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执业权利。长此以往，中国律师界好不容易出现的敢于真辩、敢于较真的正能量，将会立即被扼杀在摇篮之中。而律师除了选择在法庭上走形式，也就只能去搞勾兑了。如此，对中国刑辩律师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
    反之，毫无原则和限制地利用互联网，也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其对律师本人和整个律师行业，也是不利的。因此，作为刑辩律师，应该研究和探讨互联网的加减法，以积极和健康的方式融入伟大的互联网时代。

     2016年1月23日

     于《律师文摘》年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