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话，对于要不要写这么一篇东西，我犹豫了很久。起初，我觉得，我是没有资格去写的，我没有自己办过涉黑案件，只是这些年跟在律师们的后头，看着“犯罪嫌疑人”们和他们的家属在一片苦海中浮浮沉沉，想给他们丢根稻草，自己手中却空空如也。但是，既然看见了，还是要去说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和警惕。

    我一直觉得，中国式“打黑”已经积重难返、越走越远了。中国公安在多年“打黑”过程中，通过积攒海量的经验，已经磨练出了一个“完备”得令人可怕的办案模式，滋生了一条庞大的、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。

    首先，对于办案模式，一般是先成立专案组，经过所谓摸底（常常是通过技术侦查措施，如长达几年的窃听等），锁定涉黑组织人员。然后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前便展开大范围抓捕，抓得越多越好，抓错了也没有关系，没事也给你整出点事，总之不会“抓错”。

    抓人之后就是大肆宣传、庆功、开新闻发布会，请多家媒体一起发文，把屎盆子扣实，随便张口就是抓了几百个人，该涉黑组织身负多少条命案，多少起刑事案子等，数量越大越好、越吓人越好，即便这些案子“犯罪嫌疑人”到被判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官方发布出来的消息，老百姓们总是信任的，也就不会去同情所谓的罪大恶极的“黑社会”了，接下来有律师帮做辩护，不“配合”办案机关，就是黑心律师、讼棍、恶魔代言人了。

    宣传时要同步开始制造（不是收集）证据，主要是进行刑讯逼供，他们的逻辑一般是“我们绝对不会抓错人，你们也不会蠢到自己承认自己是黑社会，所以一定要打，打到后面你们一定会招，招了就一定有犯事，犯事了就没有冤枉你们”；在此逻辑下，办案人员充分吸收了我国几千年来关于刑讯手段的精华，加上毫不吝惜的穷尽自己的智慧，虚心向其他“打黑”经验丰富地区多次学习（特别是经验特别丰富的重庆，在湖南刘义柏案中，办案人员曾经威胁“犯罪嫌疑人”说“我们都是从重庆打黑学习过的，保证让你求死不得求死不能”），其刑讯手段层出不穷、更新极快，方式让人眼花缭乱、毛骨悚然，从早期单一且外伤明显的施暴，逐步演变成如今高度成熟的“酷刑+体罚+精神折磨”模式，如在”犯罪嫌疑人”身上垫书后打击就不会有明显外伤，持续数日不让人睡觉会让人崩溃且不留痕迹，让人长时间做下蹲等运动会使其脱力、损害关节但无法看出，给“犯罪嫌疑人”灌屎灌尿不会弄死人且侮辱效果极佳等。为了保证证据尤其是有罪供述的顺利制造，往往专案组是有死伤指标的，只要控制在指标之内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，用得越多、打得人越服，功劳就越大。

    一整套证据做好了，往上一递，有人提出自己被刑讯逼供而翻供的话，先威胁他和他家人，威胁解聘外地律师，出一份情况说明，侦查人员不出庭接受发问，检察人员装聋作哑一番，法官闭眼一判，就完事了。网上有骂声，不要紧，雇一群五毛，天天盯着咬，咬到后面人家不胜其烦也就不骂了。办案人员再奔赴下一个“战场”，引一波血流成河。

    其次，就是利益链。无利不起早，“打黑”风险不小，办案人员可不傻。最大的利益自然是来自收缴的所谓涉黑资产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由法院判决处理根本不是个障碍，该分、能分的，在侦查阶段就分得差不多了，收缴不给凭证，分完留点汤水上交国库，谁会傻到去查？除了收缴资产，“犯罪嫌疑人”也是一个可以挖的金矿。衡阳周氏家族案中，就有部分聪明的办案人员，带家属去看被打得奄奄一息的“犯罪嫌疑人”后，随即跟家属索要钱财，称可以帮忙会见、帮买立功、帮忙打点等；不太聪明的直接说钱是给自己买烟的，可以让“犯罪嫌疑人”少受皮肉之苦。被逼到穷途末路的家属自然就成了待宰的羔羊。

    我多么希望能够听到有力的反驳，说他们“打黑”是严格依法办案的，没有刑讯逼供，是切实在打击犯罪、保障人权，并举出例子。因为黑暗的见得太多，更为渴望光明。

    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，是我作为一个法律人心底的一个奢望，我秉着能见到光的期盼，才能支撑着自己在暗夜里行走。

    愿“打黑”不再成为“黑打”！